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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

　　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月27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

　　1992年七、八月间，河南省各地普查丙肝，结果吓人一跳，这个刚刚分离出来的肝炎种类在河南的发病率居然直追老牌传染病乙肝，比国外的发病率高出四五十倍。尤其是在卖血人群中，感染丙肝的人数一般都在一半以上。然而，疟原虫也好，丙肝也好，毕竟不是什么要命的传染病，当时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再允许他们的血用于医疗输血。没有人想到，更多的人因此而被推入更为残酷的深渊。不能用于医疗输血并不代表不能卖血，当时刚刚兴起的一种单采血浆的卖血方式就并不拒绝丙肝患者，这种方式只需要检测乙肝两对半。所谓单采血浆，就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药公司，可以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干扰素、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剂。据一位医生出身的卫生局长介绍，白蛋白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治疗休克、烧伤、外科手术、癌症放疗化疗、生产失血太多后等引起的血容量锐减，以及慢性肾炎、肝炎、糖尿病，到目前为止，白蛋白的生产还主要靠从人血浆或人胎盘中提取。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内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桩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与此同时，可以带动大批采血人员就业——于国、于民、于商都是只赚不赔的好事。偏远贫困的内地农村因此成为便宜而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这其中关键的中间环节是主要由卫生医疗部门开设的血站。事实上，这些被卖血者称为官办的血站始终是“血浆经济”最积极的开拓者、鼓吹者和组织者。“在医院门口的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同样属于文楼艾滋病人一员的程建中告诉记者，“血站总是宣传采血的好处，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说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经常把老水抽出来换新水，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你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每次单采都需要先从卖血者抽出800cc满满两大袋的“全血”，经过离心机和净化室分离后，再将下层的400cc红细胞回输，卖血者得到40元到50元，根据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略有差别。这种方法的一个妙处是由于负责运输氧气和养料的红细胞并不减少，所以卖血者抽掉400cc不会觉得明显的虚弱和精神不振。但灾难就在这不知不觉的回输和皆大欢喜的赚钱中降临了。至少有三个环节被认为存在着致命的漏洞。

　　农民在拼命地卖，血站在拼命地采，而卫生主管部门，则在拼命地办血站和发采血许可证。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国家“适时”开放血液制品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而给血站发许可证也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权力，由于采血许可证需要省级卫生厅发放，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出现了卫生部门中医政、疾病控制和爱卫会三家争管的局面——最终医政夺走了这块肥肉。几乎可想而知，争夺意味着权力寻租在血站批建中发生的可能性。由于时过境迁，寻找到某种确凿的证据是困难的。但河南省的一位前防疫官员一针见血:“我1993年曾经到下面几个血站看过，一看就害怕，离心机一离血袋就破，还有消毒钳，血站工作人员有很多连融血反应这样的基本知识都不懂。

　　按照采血手册的规定，单采血浆者每次至少要间隔半个月，但事实是这个规定如同废纸。“我一年最低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实际上一天抽两三针是常有的事。”文楼村民程彦军说。那位血站护士告诉记者，由于卖血农民太多，他们当时五六点钟上班采小血(指化验)，正式采血常常从早上七八点钟持续到晚上七八点钟。程彦军也证实，他们村的卖血者总是凌晨三点钟就起来，“去晚了还挂不上号，去的早可以赶上挂两个号，上午一针下午一针。要么就是前院抽完赶紧往后院跑再抽一针，或者各抽两针。”他们习惯于把县卫生局的血站称为前院，把人民医院称为后院，程彦军也抽过4针的，但抽完之后当场晕倒抽筋，习以为常的护士只是过来给他挂一瓶葡萄糖。“他们从来不阻止我们一天卖几次，有针眼捂住就给你扎，也不管你的血质量不质量。”

　　程勇力说，每天在着两个血站卖血的总有500人以上，每天抽1000针，床位不够就一头躺一个。后来在邻近的遂平县一个血站打过工的程勇力知道这其中的暴利:“除去给卖血者的40多块钱外，血站还能净赚至少70块钱。”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农民献血者不是没有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驻马店、开封、周口、商丘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状态。“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村民，像赶集一样成家成户地去。走在路上还说着，这个胳膊是化肥(指尿素)，这个胳膊是磷肥。”丁军曾经开过一辆“奔马”跑菜，很快他和其他几辆车成了接送卖血者的班车，丁军也就是在拉人过去的过程中顺便卖了不到10次，这是致命的10次。对生财无门的农民来说，卖血是个不错的职业，依靠卖血盖房娶媳妇都不是新鲜事。程勇力90年的时候曾到广东打过工，一个月也有600多块钱，但干了一个月就觉得还不如卖几针血。“觉得又不干活又不累，往那一住，没钱了抽几针，还可以带些钱回去。抽得猛了，休息一个月也就养过来了。”

　　至于这两个人是否继续到其他血站，没有人再去过问。也没有人再去深究，这么危险的单采回输法，这么随意的卫生条件，这么踊跃的多次卖血者，一旦出现一个艾滋病，后果会是怎样的？对医生来说，这些都并不是需要费很多脑子才能想到的问题。不是没有警觉者。也是这一年，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官员发现，下面送的血样虽然全部合格，但有很多是一个样本分装的，于是他找来一批原血样抽检，这一抽不得了。“旁边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可以申报科研成果了，我可是腿都吓软了，这种东西永远不出现才好。”可惜的是，这一次次警告没有引起重视。往最积极的方面猜测，可能是出于保密的考虑，HIV在卖血者中的出现没有通报给下面的卫生防疫部门和血站，或者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了解艾滋病怎么传播。

　　这次抽查的结果被放置于保险箱里，有人说抽查的结果很惊人，但记者得到的数据是，当时全省17个地市，信阳的调查结果排名第一，抽检5000份，其中106份呈阳性，其他地市都相比低得多。这个排名让信阳地方领导很难堪，但一位卫生官员说，纸里包不住火，不信三五年后再看。此次抽检后，盖子被更紧密地捂了下去。到1997年，开始陆续有人高烧、腹泻，没有人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到1999年，有人开始死去，更多的人开始发病。一直到高耀洁和桂西恩教授惊恐地发现，在那些偏僻贫穷的村庄里，居然有如此高密度的艾滋病人。即使到今天，在河南采访和报道艾滋病仍然是一件讳忌莫深的事情。除了上蔡文楼，其他地方的艾滋病仍然不被官方提及。开封的那位医生抱怨说，没有人向他们通报当地的艾滋病感染和发病情况，他们也不能下去调查，医院很难根据实际情况准备诊治，一个三级医院连对症艾滋病的杀毒药品都没有，只能是真正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由于河南省仅有省卫生防疫站有确认权，我们只能初筛，但病人一般都不会再去郑州了，他们也知道这是不治之症，致使地方上发现病例却又无所控制，大批病员消失在人群中。”

　　联合国在一份长达135的报告中写道，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已达3400多万人，最少还另有5000多万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这是更大的危险。”当然，有关方面也有他们的考虑。“我们对一些重点区域进行过抽查，但只是抽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告诉记者，国际上也不主张普查，“没有这个能力，势必造成对预防资源的转移”。“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王哲强调，一个感染艾滋病的人也是有公民权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又不能让他们在当地过不下去，小孩上学没人要，生意做不成。他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在新蔡等其它一些高发区建立像上蔡文楼那样的卫生所:“卫生所一建，等于立了个牌坊，说这里是艾滋病村，你让他们还怎么生活？”在王哲看来，文楼的方式是失败的，对当地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我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既减少疫情的蔓延，又不影响当地经济和正常生活。”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去年在驻马店召开的全国东西部乡镇企业洽谈会上，就有外地投资者对上蔡退避三舍。记者在尉氏屈楼采访时，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种了两亩半无籽西瓜，拉了一大车到城里卖，一听说是屈楼的就没人买，后来总共卖了80块钱，辛苦了一年，连瓜籽钱都不够，回来的路上女人们边走边哭。

　　但是，在经济和生命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即使文楼因为高桂两位医生和记者的披露而经济和形象受损，记者在其他地方看到的——缺医少药，没有外界的光顾，没有政府的救助，也没有任何防治措施，眼看着家庭的支柱一个个倒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这种方式不是更失败吗？“1988年，当乔纳生·曼恩博士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正在设立自己的‘艾滋病长城’。这也是乔纳生.曼博士当年来中国访问时对我国卫生领导人与同行提出的问题:你们要建立中国的‘艾滋病长城’吗？”高耀洁说，“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之外，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诱惑力，也非常天真。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