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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提倡“严厉的爱 (tough love)”的做法，有时候美国需要不同意以色列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甚至是施加压力来改变它们。因为前一种观点的拥护者往往是共和党的决策者和选民，后一种观点的拥护者往往是人，关于美国应如何支持以色列的辩论同时也是一个党派问题。在以色列于加沙地带新一轮与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作战中，这些不同的观点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的立法者们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立即停火——并迫使以色列政府接受停火——共和党人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并指责拜登总统支持力度不足。拜登因对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的低调反应而受到左右两边的抨击，被认为未能通过上任后第一次重大外交政策考验。但这是一场他注定要失败的考验，因为他的政府不可能同时满足内部，以及与共和党在国会中互相矛盾的要求。

　　要了解为什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国内越来越有争议，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为什么这种支持在过去没有争议，尤其是自1970年代至今。以色列在1967年的中东战争中迅速取得了惊人的胜利之后，美国决策者开始将以色列视为战略资产，有助于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张影响力。1970年，以色列愿意支持约旦击退叙利亚可能发动的袭击，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尽管冷战时期的战略考量是形成这段事实联盟的主要动力，这却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对以色列异乎寻常的支持。自1976年以来，以色列每年接受的美国外援普遍比任何国家都多，自1979年埃以和平条约签署以来，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除了巨额资金以外，美国也花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在联合国与一大批其他的国际组织中保护以色列免遭批评与谴责。仅仅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自1972年以来就否决了44项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虽然美国从各个方面受益于与以色列的联盟——例如，在情报，军事训练，军用科技，网络战和网络安全方面——没有任何其他的美国盟友一直收到同样多来自美国的金融与外交的支持。这种异常现象的解释根植于美国国内政治。简而言之，出于两大原因，支持以色列备受欢迎 (good politics)。

　　随着关于以色列的党派分歧不断扩大，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也在衰弱。可以肯定的是，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总体上仍然具有影响力，但是拥有互相竞争的议程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分歧稀释了它的影响力。亲以色列团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始于1990年代，近年来越发严重，使得他们无法像早年一样团结一致，以同一种声音与美国政府对话。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们影响美国对以政策的集体能力。即便是AIPAC，最出名最强大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也不再发挥它曾经拥有的影响力了。过去，这种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部分是由于人们相信AIPAC一个就足以为美国犹太社区发言了。随着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日趋分化，尤其是他们对巴以冲突的看法，AIPAC已经失去代表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的公信力了。

　　现在两党关于应该如何解决巴以冲突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仍然支持谈判而来的两国解决方案，其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要做出重大让步。相比之下，共和党不再致力于两国方案，至少不是一个会导致一个可行的，持续的巴勒斯坦共和国的方案。他们愿意支持以色列想要的任何结果，即使这个结果不民主，不公平。支持谈判而成的两国解决方案的两党共识已经消失了。相反，现在关于如何解决冲突存在的是党派分歧，甚至对于解决该冲突是否重要也意见不一。几十年来，两党都同意解决巴以问题的重要性。它成了美国外交的圣杯，被从卡特到特朗普的一系列总统都以不同程度的紧迫追寻着。虽然大多数人不再相信解决巴以冲突就能稳定中东的局势，或是大大减少当地的极端主义和反美情绪，他们仍出于人权考虑呼吁终止冲突。相较之下，共和党人几乎不担心巴勒斯坦人的人权问题，而是更专注于加强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联盟来对抗伊朗。对他们来说，对抗伊朗比巴以之间的和平更为重要（事实上，一些共和党人担忧如果巴勒斯坦建国，它最终可能成为伊朗的盟友）。

　　无论哪一方执政，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至少会持续到接下来的十年。在任的总统会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援助以色列，而非特殊关系。但援助会随着美国战略利益的变化而更加艰难，因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正在降低，且越来越倾向于专注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正如我们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特朗普到拜登的过程中所目睹的那样，总统将定期改变前任的政策。这些转变为巴以的决策者创造了新的动力。特别是在总统任期的后期，如果他们认为下一任总统会对他们更好，就会尝试着熬过当前的这一任。这会降低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的影响力。以色列官员已经在担心美国想从中东撤军并将注意力转向亚洲。他们担忧美国正试图逐步脱离中东。有着这样的顾虑，再加上不同的美国政府很有可能推翻其前任的承诺，巴以的领导人都不会愿意相信美国对他们做出的承诺了。这将大大削弱美国帮忙调停一项和平协议的能力，该能力本身就已遭到严重怀疑，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都没有做到帮忙达成一项和平协议。